1950年的秋天，当新中国人民还在为重建家园而努力奋斗的时候，邻国朝鲜的土地再次陷入了战火的泥潭，一时之间野火丛生。

随着事态的发展，美军开始插手朝鲜战场，后来还公然越过38线，甚至称“历史上，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之间明确且不可逾越的障碍””，战火即将蔓延到鸭绿江。

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崛起，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，中国自然不会坐视。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。而抗美援朝这件大事，就像风一样，悄悄地吹进了功德之林……

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，国民党战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功德林中的罪犯们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？

功德林里的声音：有人不看好，有人建“功德”

住在功德林里的人不是和尚，也不是道士。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监狱。

这些人的背景和故事都非常复杂。他们大多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

在他们的脑海里，各种总结失败的原因，比如缺乏友军的支持，国民党本身的混乱和腐败，甚至有人明确表示，他们的总统，蒋介石，是最大的问题。

但他们仍然不愿意从内心深处承认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，对失败的结果不服气。有些人还希望，甚至相信有一天，蒋介石会从台湾发动反攻，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。

于是，当美国侵略朝鲜的消息传到高墙的时候，功德林的浅水池也爆水了。

当时，他们基本上分成了两个“阵营”，一个是心存侥幸，豪言壮语的，一个是默默观察，什么都不说的。

文强就是慷慨激昂演说派的典型代表。

当他打开每日送来的报纸，随便浏览一下大致的内容时，一个大标题跳入了他的眼帘。

就是“美军登陆仁川”六个大字。文强激动不已，脑子里已经幻想着美国可以出手相救了。

原本还在写国民党军统局北区内幕材料的笔已经被盖上，供认材料已经被推开。对他来说，晋公德林就像一场即将苏醒的噩梦。

让我们听听文强是怎么描述的：

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苏战争变相的爆发。

也就是说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。

我身在狱中，心在狱外。

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，中宣部部长任卓轩曾大声宣称，美苏较量，天下必战。

我想我们已经等到了这一天。

我在想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受损严重，十年八年都恢复不了。

美国得天独厚，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战火蹂躏，成为一战和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。

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，打了美国一定赢。

苏联一败，中共的局势就很不稳了。

历史的命运将由美国这个自由世界联盟的领导者来决定。

“我认为苏联统治世界的寿命很短，中国共产党没有生存的理由。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战，打不了阵地战。与美国作战不会那么容易。”

文强越想越兴奋，急于得到战场的第一手消息来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

当天晚上，管理处李某科长让文强写一篇《美朝战争前瞻》。

文强早就有了这个想法，大笔一挥，写下了一篇5000多字的得意文章。文章的结尾一句是：“美国是不可战胜的”。

不仅是文强，而且支持这个观点的还有一个人：人称美通的国民党将领杜建时。杜坚石当时虽然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，但他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：如果美国战败，那我就全错了。

杜坚石

他们这种人低估了解放军的战斗力。即便被解放军打败，他们依然相信美国的实力要比解放军强很多。抗美援朝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。

其他人都沉默了。虽然他们未必完全相信解放军会胜利，但也不会高兴得太早。他们平时默默地看报，时刻注意着战局。而这些人，也慢慢的变得真正的冷静和清醒。

功德林内有邱兴祥等人。

一开始，邱兴祥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战斗力还抱有深深的怀疑。他又想，也许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，只是因为国民党无能。当共产党面对强大的美军时，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

他也想过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可以阻止美国人点头，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美国人摇头。

邱兴祥

然而，随着功德林喜讯不断传开，邱兴祥还是反思了自己之前的看法，才开始明白：自己落入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权手中.

国民党的失败，虽然有其原因，但看到志愿军在强大的美军面前依然能取得成功，就该明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有多大了，甚至比他们认为的无敌美军要强大得多。

当思想开始改变时，行动也随之改变。一些成为后勤支持的一部分，另一些则提供实用的战略分析。

（一）炒饭炒麦的大佬朝鲜战场上，美军飞机的连续轰炸，导致朝鲜前线与中国后方的交通运输线不时中断，时间，中国志愿者的食物供应出现了问题。因此，志愿军指挥部决定用飞机向前线空投干粮。

为了配合这个决定，龚德林还安排了一些战犯和里面的干部一起给志愿军炒麦子。这些人中，就有邱兴祥改变了主意。

这时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从货车上卸下一袋袋小麦，扛在肩上，从人群中穿过去。而每袋小麦足足有200斤重。

接下来熟练地挥动大圆铲，在直径1.3米的大铁锅里炒麦子。放糖放盐，上蹿下跳，和火头军师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一气呵成。

此刻，他满脸得意，手黑黑的，满头大汗。不过别在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作为一名退伍军人，他深知军人饥寒交迫的滋味。而现在，不是为了腐败无能的阶级，而是为了一支胜利的军队，为了他自己的国家。

虽然只是在炒麦子，但他依然能感觉到自己在保卫自己的家园。

而在这群人中，还有一位军界名人：杜聿明。杜聿明

和邱兴祥一样，也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也和邱兴祥一样，顿悟：在人民和正义面前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国民党是如此脆弱。

虽然自己也生病了，但他还是加入了炒麦的队列，为志愿军做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每天晚上，大货车准时运进生麦，同时准时运出熟麦，做到炸麦脆而不焦。

这样的大人物，不仅在功德林，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，也有这样一群献身抗美援朝的战犯。

北京广安门外，有一座旧济贫院，后改建为北京解放军军官教学大队，也关押了一些国民党战犯。

和功德林一样，他们也成立了一个炒饭队，而这个炒饭队的主力恰好是邱兴祥的好友，陈城军团多年的杨伯涛。

杨伯涛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，他本人是地主的放牛童。后来，他早早参军，开始养家糊口。所以杨伯涛是较早认罪并真诚接受改造的人之一。

炒饭时，杨博涛仿佛变回了当时被抓拍到的形象：蓬头垢面，衣服湿透，额头的头发还在滴着水。但是，现在的他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现在正在为正义的事业，为自己的国家而努力。杨伯涛

炒饭任务结束后，杨伯涛热情地在本子上记下了一道题和两首七言绝句，：

和谐很忙，为了爱他喜欢谷物。

只因这身罪恶得到纠正，心追米粒上战场。

白日烽火硝烟，夜烛火，炉前挥汗如雨。

千瓢万铲累，大通江边报敌。

(2)美军战术研习班的同学

不自觉地意识到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

于是，国民党战犯在教导大队的组织下，组织了一个特殊的班级：美军战术研究班。

本次研习班的班长是杨博涛，他热心于炒饭的任务。曾任国民党第十八军美军装备干部训练处处长。当时各师派干部到常德受训，杨伯涛对美军装备武器性能了如指掌。

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成员，大部分都是陈诚家的。他们是：

国民党第66师师长宋瑞克中将、国民党第10军少将秦道山副司令员、国民党第12军第85上将吴绍周司令员陆军上将、国民党第94军副司令员林卫红，国民党第4军114师上校、师长夏建济等。

宋瑞克

他们率领的军队大部分装备精良，有一部分是美军装备齐全的。美军和美军武器不仅有理论研究，还有实践经验。因此，他们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

经过集体研究，杨伯涛终于写了一份六万多字的军书《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》。

这份军事资料已经被领导看过了，确实对志愿军更好的了解美军和美国的武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

教学大队除了对研究班表扬“你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”外，还表扬了杨伯涛的文笔。

抗美援朝是一场艰苦的保卫战。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会被每一个感人的故事所感动。

也正是这场正义的战争，让功勋林中的众多战犯开始反思自己与国民党的问题。逆历史潮流而行注定失败，与人民背道而驰也注定失败。

面对接二连三的好消息，许多心有不甘的战犯也自觉加入了改造队伍，认真学习共产党的理论，吸取新知识。

功德林的往事

现在功德林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和生活。不过，这个听上去像是旅游胜地的地方，原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恐怖监狱。

功德林位于北京北部的德胜门外。因曾有一座名为“功德林”的寺庙而得名。

早在光绪年间，这座古寺就设立了一个京师艺院，名为“顺天府艺院”，但其实际功能是收容罪犯，令其习艺。从此，功德林成了劳改机关。

之后，功德林相继蜕变。蒋介石到任后，功德林改名为“北平第二模范监狱”。恐怖监狱。

当时在功德林关押了很多“政治犯”，其中有一些其实是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。他们被关押在这里，甚至被杀害。

直到北京和平解放，中共才接管了“功德林”。从此，功德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

说到共产党刚刚上台那段时间，还有一件事过去了。

功德林中，除了罪犯，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物品。当时的负责人朱文刚在那里找到了绞架。

这个巨大冰冷的铁架子放在角落里，木质底座，深色边框。虽然没有绳子，但是上面的两个长方形构件已经告诉了人们这个物体的用途。

朱文刚当过公安局局长，他知道这家伙是外国人的行刑工具，绞刑架，却始终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。

于是，他问在场的一位老警察：“你们用这个洋东西处死过死刑犯吗？”

其中一人回道：“听说你们党的领袖李大钊被吊死了，我再也没有用过……”

朱文刚心头一震，立马知道了这个铁架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于是，他厉声命令道：“你们拿给我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乱动，听到没有？”

谁能想到，这件勒死李大钊的凶器，是从北京师范大学看守所刑场转移到功德林的，20多年过去了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这“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屠刀”还在。

然而，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，这件凶器成为了最珍贵的文物。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，甚至愿意为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生命。

后来当时的文物部门把绞刑架送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（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）。

这架绞刑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，编号为0001。提醒我们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血泪史。

功德林的出入

新中国成立后，功德林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，成为专门关押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。

1948年底，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出版国民党战犯名单。第一份名单上的43人，都是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党政军中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包括蒋介石、李宗仁、陈诚、白崇禧、何应钦等。

功德林最早被关押的是康泽和董一三，他们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人物。

后来，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陆续聚集到功德林学习改造。

他们中有很多人曾经掌握着呼风唤雨的权力：他们不是地方官员，就是国军高级指挥官，有的还是杀气腾腾的特务。

这其中也有不少耳熟能详的人物：

指挥数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徐州“镇压将军”副总司令杜聿明，国民党川、湘、鄂三省边区绥靖，山东绥靖主任、山东省主席王耀武，兵团司令员王伟、廖耀祥、陈金城等。除了最初被关押的康泽之外，还有军统局副局长张延佛，以及大特务文强、沉醉、郭旭、程锡超、董一三等人。

还有将军级别的人物：王令吉、金寒鼎。

功德林拔牙虎多，先管难，更难改造，让他们发自内心认同红色政权。

然而，中共做到了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改变了想法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。

其中，抗美援朝时期是一个典型而特殊的时期。正是在那个时候，许多国民党战犯开始认识自己的问题，愿意接受改造。

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身怀绝技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，在历史的洪流中逆流而上。

但是，共产党有自己的纪律和信仰。早在战时就有宽待战俘的政策，而且自上而下严格执行，不得违背。

功德林高墙下的战犯虽然没有受到非人的待遇，但是温饱还是有保障的。这为他们的思想改造奠定了最基本的一步。

历经岁月变迁，国家和中央逐步推行特赦政策。1975年，新中国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赦：无条件赦免所有在押的战犯。新中国前后共实施特赦7次，充分体现了“一贯宽大到底”的精神。

出狱后，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战犯们，重新变成了普通人，重新变成了普通公民。他们比以前更热爱生活和自由，希望留下经历过的风雨岁月的痕迹。

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组织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工作：文史委员。

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包括唱衰抗美援朝的文强、杜建石，写过6万字材料的杨伯涛，黄伟、宋希连、董一三等

文史专员不易，任务重。一是写“三亲”史料（亲身经历、亲身经历、亲耳听闻）；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史料；三是评审稿件；参与编辑出版文学史书。

不过，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努力还原历史真相，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。

杨伯涛重生后也过上了好日子，不仅当了文史委员，还是政协委员。

那时他会去北戴河度假，吃完饭去绿树成荫的草坪散步，穿上汗衫，上面印着几个大字：抗美援朝，援朝。

杨伯涛说，这件运动衫是中央电视台在抗美援朝纪念活动中送给他的纪念品。这象征着他的电影《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》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，杨伯涛对此充满了自豪感。

结语

功德林和国民党战犯已经成为历史词汇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这些人也为新中国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。

1995年，全国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座谈会。会上，回顾了文史委员撰写的文字长城：展出文史资料1000余册，专题资料4000余件，总字数约16亿字。昔日的敌人，如今是大众；前囚犯现在是一名敬业的文史专员；过去的血腥仇恨现在已成为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文件。

历史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仇恨，还有影响、蜕变、新生。

参考：
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

《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（一） 第一监狱：从功德林到秦城》

《竭心尽力工作的文史专员们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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